任援罗马尼亚总组长简史

　　中国机械电子兵器船舶工业档案学会(以下简称档案学会)。是由机械、电子、兵器、船舶四大行业的档案工作者组成的全国性、学术性、 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档案学会经民政部批准注册登记于1994年10月成立，注册登记号：3375，为国家一级学会。

　　机械工业档案馆的前身是第一机械工业部技术资料总库，1981年更名为第一机械工业部档案馆，1999年更名为国家机械工业局档案馆，2005年更名为机械工业档案馆。馆名由原中央、国家主席同志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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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电兵船档案》期刊是中国机械电子兵器船舶工业档案学会和机械工业档案馆主办的综合性专业期刊。创刊于1985年，期刊的变迁和发展是与国家各时期各领域的发展与改革相伴随，其间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办刊宗旨、办刊风格、通联网络和读者群。定于2018年9月5日7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机电兵船档案》期刊2018年度通联工作会议。详细内容请查看通知公告和通联工作栏目里的会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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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是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与机械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把自己的美好青春年华献给了我国的机械工业，新中国机械工业建设70多年岁月里处处都留有他闪光的印迹。

　　1943年夏天，17岁的同志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工科电机系读书。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参加地下党领导的。1945年深秋，南京中央大学和交通大学的重庆、上海校园正式合并，成立上海交通大学，新校区设在上海徐家汇地区。同志从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完成最后两年学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同志先后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

　　1952年，同志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为“一机部”)所属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

　　1954年，国家在长春兴建第一汽车制造厂，需要大批专业技术干部和管理干部，同志应调前往，1955年赴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1956年回国后，同志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

　　1966年，同志调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后任党委书记，组织原子能发电设备设计工作。

　　1970年，同志调到一机部机关工作，1971年任一机部派驻罗马尼亚专家组总组长，1973年回国先后任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

　　1980年，同志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主管实施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经济特区等开创性工作。

　　从1952年至1980年，同志战斗在我国机械工业的第一线，在不同的岗位上得到了全方位的历练。期间，新中国的机械工业，翻山越岭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修配到制造，从仿造到自行设计，从制造简单设备到制造大型精密尖端产品，从制造单机到制造大型成套设备。回首往日的艰辛跋涉、破浪前行，新中国机械工业的创新与发展凝聚了一代代机械工业建设者们的智慧、心血和创造力！而作为机械工业的杰出代表，同志的艰辛付出和卓越贡献，人们将永远铭记；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载史册。

　　中国历来非常重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国际等方面的国际主义援助对中国革命最终成功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因此，主席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新中国成立后，向许多民族独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技术援助。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是对外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的总称。经济援助是资金、物资的支援和帮助；技术援助是智力、技能、资料和工艺的支援和帮助。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不仅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促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友好关系的重要方式和渠道。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机械行业就承担了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任务，包括为各部门对外援助的各类工程项目和机械工业自身负责承建的援外成套项目供应各类机电装备。

　　中国和罗马尼亚两国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1949年10月5日，新中国成立后第五天，罗马尼亚就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世界上第三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在60年代末中美关系解冻的最初阶段，罗马尼亚充当了中美两国间秘密对话的渠道之一。1970年10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访美，尼克松总统请齐奥塞斯库总统向中国领导人转递了其本人希望访华的信息。

　　1970年5月中旬，罗马尼亚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灾。全国39个县中有37个县受灾，70万公顷的农作物被毁，经济损失达100亿列依，比罗马尼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全部损失还要多。

　　为了寻求灾后重建的国际援助，1970年6月9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率领罗马尼亚大国民议会和国务委员会代表团到达北京。11日晚，主席接见了波德纳拉希及其代表团全体成员。29日，中国就这次水灾向罗马尼亚提供无偿物资援助的议定书在北京签字。

　　在给罗马尼亚提供援助的国家中，中国是提供援助最早、数额最大的国家。罗马尼亚总理毛雷尔发来感谢电，代表罗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同情与慰问，以及对“所提供的慷慨的物资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当年底，齐奥塞斯库总统在北部灾区在萨图马雷县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确实是得到了巨大援助，但我要就此机会告诉你们，三分之一以上的援助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得到的。因此在向各国表示感谢的时候，我不能不特别向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人民、同志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援助。”

　　1970年11月20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率领罗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11月25日，中罗两国政府签署《关于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长期无息贷款的协定》和《关于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自由外汇无息贷款的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贷款供罗马尼亚从中国进口成套设备。成套设备包括纯硅冶炼厂、电气测量仪表厂、砂轮厂、印刷厂等31个项目，设计和技术资料由中国免费提供。罗马尼亚政府和人民对此非常感激。

　　尽管我国当时国力十分贫弱，但果断作出援助罗马尼亚的决定，主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便在欧洲建立一个新的立足点，找到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通道，打破我国外交上的僵局。

　　1970年12月至1971年2月，以罗马尼亚机械进出口公司副经理杜布拉瓦为首的专家组来京，同我国专家组就援罗项目事宜进行商谈，确定了援罗汽车模具厂、裸铜线厂、液压气动元件厂、电工设备和电工模具厂、电器测量仪表厂、仪表机械元件厂6个项目。1971年3月22日，中罗两国政府在京签订《关于中国向罗马尼亚提供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的议定书》。

　　援罗第一批6个项目以及第二批5个项目都是罗马尼亚紧缺的重大项目。这11个援罗成套项目较为集中、考察任务重，国内筹建单位、设计单位多，组织协调压力大。一机部能否承担起这样紧迫重任，开辟一个对欧洲东部国家的援外领域，这是一个崭新而又艰难的课题。一机部领导研究决定，必须挑选一位具有较强组织领导能力，业务水平高、知识面广、懂外语的领军人物担任援罗项目考察组总组长，率一机部考察组赴罗马尼亚调研考察，与罗方商定项目选址、生产纲要、技术目标、生产工艺、初步设计方案、主要设备选型、土建公用设施以及进度安排等，并签订会谈纪要。这位人选还需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既有国内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外事工作经历。那时要物色到这样一位领导干部，很难。

　　同志知识渊博，既熟悉机械行业，又懂技术，还能熟练使用英、俄两门外语，同时还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和经验。在60年代同志还曾三次参加过国际会议，并担任代表团副团长，有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有高超的政治敏锐性和成熟的外交才能。

　　同志在调离武汉热工所时，一机部领导曾考虑派他去朝鲜参加援朝项目建设工作。但由于援罗任务异常艰巨，一机部领导经过研究，反复考虑，认为同志正是能担任援罗项目考察组总组长的最最佳人选。

　　同志率领考察组来罗马尼亚时，没有罗语翻译。双方技术谈判有大量行业术语，技术问题也比较复杂，中罗双方在开始阶段几乎无法沟通。同志主要靠他熟练的英语、俄语艰难地开展工作。

　　一次午夜，同志同以往一样留宿使馆。大约接近凌晨一时，刘锡惠睡意朦胧中听到同志在床上辗转反侧，就问：“泽民同志，你怎么还没睡呀？身体哪儿不舒服？”同志说：“我睡不着了。”他起身，没有开灯，轻声地说，咱们现在离祖国万里之遥，来到欧洲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罗马尼亚。这个国家面积只有23万多平方公里，别看面积不大，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南有保加利亚，东南临黑海，西有匈牙利，北与东北同苏联接壤。我们国家经济实力并不雄厚，但首批就同其签订了11个合作项目，其中一机部有6个，这是为什么呢？同志自问自答地说，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恶化，中央决定援罗是我国对苏战略的重要一步，用意很深啊！同志和刘锡惠围绕罗马尼亚的政治、地理、人口等状况进行深入交谈。同志坚定地说，我有上海交大的英语底子，有50年代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时运用过的俄语基础。而罗语是罗马尼亚官方语言，我一定要过语言关！

　　起初，同志用一本英罗会话手册对照学习。一段时间后，他感到，以前掌握的英语和俄语属于日耳曼和斯拉夫两个语系，用会话手册学习只能学到一些词汇和短语，解决日常生活中简单的交际问题，而当时最需要解决的是业务会谈中的翻译问题，仅靠这种方法无法解决。

　　于是，同志决心系统学习罗语。由于有学习英语、俄语等外语的基础，他开始按照正规学外语的方法开始自学罗语。他买了一套借助俄语学习罗语的教材，按照语言规律，从基础学起，先学罗语29个字母，弄清罗语中戴帽的和带尾巴的字母发音，掌握每个字母的标准发音。他博闻强记，只用一两天就学会了，再系统学习语法。整整一个月内，他坚持刻苦攻读罗语，常常在紧张忙碌一天工作后，回到居所，学习罗语到深夜。他利用在所在国学习语言的优势，刻苦实践，无论吃饭、散步还是出差、坐车，都是罗语辞典不离身，手拿写满单词的卡片，逢人就问，见人就练。就这样，他很快掌握了罗语的基本规律，能够用规范罗语进行交流，从而有力促进了技术谈判进展。

　　在罗马尼亚考察工作不到一年，特别是在考察后期的日子里，同志已经能用罗语与罗方人员自由交谈。有几个考察组从国内带去了法语翻译。这些翻译人员既不懂罗语，又不懂业务，在考察初期难以发挥作用，工作几乎无法进行下去。同志尽管工作非常繁忙，然而仍不顾疲劳，义不容辞地当起了翻译，使考察工作得以正常进行。

　　在很多重要场合，同志都是自己做好充分准备后，直接用罗语主持会谈，令在座的中外主宾无不钦佩称赞。

　　同志能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攻克罗语，实在是一个奇迹。除了他有掌握多门外语的基础、学习外语的天赋和勤奋外，更重要的是一种巨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争分夺秒、尽快地掌握罗语，以利沟通和交流，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20世纪90年代，很多罗马尼亚朋友回顾这段历史、畅谈中罗友谊时，自豪地说：世界上有三位国家元首会讲罗语，一位是罗马尼亚总统，一位是摩尔多瓦总统，一位是中国国家主席。

　　尽管罗方对我方考察组热情友好，但技术谈判过程充满艰辛。虽然出国前，各个考察组都做了充分准备，准备了几套方案，来罗考察后又进行了大量调研，对原来方案进行了详细修改补充，然而具体执行时却与现实产生了很大差距，谈判时双方各执己见，有时很难继续下去。

　　长期以来，我国援外成套项目建设所采取的合作方式大都是：我方负责总体设计和工艺设计，提供全部设备和建筑材料，派专家指导设备安装、试生产以及土建施工。这种大成套援外模式被我国一些专家形象地比喻为“套餐”。具体来说，从厂房设计、土建设计、工艺设计、产品纲领、设备安装调试、产品质量标准等全都听取我方专家意见并由我方专家决定。厂房内设备都由我国提供，不能混杂他国设备。这样做，一是可以充分显示我国实力，二是如果援建项目发生问题，我国作为援建方承担全部责任。多年来，这些做法行之有效。所以，在与受援国商谈援外项目时就有了这项不成文规定：对方愿接受这样成套援助的规定，我方就承担；不愿接受的，则不承担。

　　然而，这样的援外方式却很难在援罗项目中实施。罗方土建实力很强，也有多年大规模建设经验，不需要我方提供土建部分的设计。而且，罗方对产品要求很高，要求按照国际标准，尤其注重采用西欧或美国的标准。中国的产品质量低于他们要求的，一概不接受；对我方提供的工艺装备和设备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在“挑肥拣瘦”。我方提供的设备，如果他们有能力生产，就不要；他们只挑选那些高技术、精密、尖端的设备，也就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看到的设备。而我国专家多年来处于封闭环境中，对西方国家的新技术缺乏了解，罗方专家在会谈中要求提供的西方很多高精尖设备，我方专家甚至是闻所未闻。而且，在同一车间的同一条生产线上，既有中国机器又有西方机器，而我国设备与西方先进设备尚有一定差距，这样在政治上可能带来一些不良影响，加上双方设备犬牙交错，设计配合工作也十分困难。

　　我方考察组专家认为罗方做法违背了我国援外传统的“套餐”做法，是在“点菜”、“挑菜”。能不能接受“点菜”“挑菜”的新模式？采用什么样模式来援罗？如何实施？一连串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对这种打破过去规定的新模式，考察组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更不知道要把握什么尺度。如果满足罗方的“挑菜”我方需要试验新技术，试制新设备，要承担风险，这样做确实没有多大把握。何况当时处在“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潮的干扰，搞革新动辄被打成“唯生产力论”或崇洋。为此，考察组的工程技术人员疑虑重重，心有余悸，不敢承担这样的试制任务。

　　9月11日，同志决定将一个多月来的考察情况和罗方所提出的要求快速报告国内，他给一机部对外组写了第二个工作报告，及时准确地总结出4点印象：

　　第一，罗方的土建公用水平相当高，新厂房基本上是大型建筑，把许多车间设在同一个厂房内，既节省占地面积，又便于内部运输。土建设计已有多种典型设计。设计新厂时，只要从中选择适用的典型设计图，略加补充，即可完成。如此，大量采用装配式结构，施工速度很快。由于混凝土构件所用钢筋强度较高，预制件很薄，支柱屋架均比较轻巧，采光照明通风系统也搞得很好。所以，罗方不会让中方承担土建设计工作。今后即使有土建公用部分设计工作，量也会很小。即使需要，也是一些援建项目的专门、特殊的需要，要我们提出更具体的专项要求。

　　第二，由于罗马尼亚国家比较小，往往一个厂子做的产品就比较复杂。例如：布加勒斯特电缆厂不仅做电缆，而且做电工绝缘材料、电池等。而我们援助的新项目不太可能重新建立一个新厂子，只能在已建厂房内，新建一个车间或工段来解决，同时可以充分利用老厂的生活及公用条件，既可节约投资，又会加快进度。这种情况同时带来了中罗两方在设计配合问题上的更大的复杂性，如液压元件车间就是在锡比乌天平厂的已建厂房内新建一个车间。

　　第三，罗马尼亚地处东西欧接壤处，技术情报非常灵通。许多设备是从西方国家购买的，并且买了不少专利。罗方的设备水平不低，但是有些工艺并没有完全掌握。在援罗项目中，对所提供设备的要求很高。罗方不需要我方全套提供设备，他们能生产的不要我方提供，罗方只要求我方提供他们不能生产的，符合欧洲标准的、技术先进的装备。因此，在今后的援罗项目中难于做到由我方全部成套提供，只能采取中罗双方合作的方式来解决。

　　第四，罗方要求迫切，对项目的准备工作均较充分，另外工厂的设计能力较强，进度较快。因此，考察工作的进度需加快。

　　通过以上一些特点的分析，大家均感到来罗后与在国内设想的差距较大，我们原来的一些准备工作，基本停留在援阿、朝、越或援非的经验水平上，显然与援罗工作尚不相适应：

　　1.根据以往援外经验，原以为考察期间，主要是调查研究收集资料，不可能具体定什么主要问题，现在看来有的项目，罗方要求考察末尾将一些技术原则问题定下来。当然我们可以强调要在扩初设计结束后才能确定，但问题在于我们有些项目与罗方合在一起，许多技术工艺原则问题不定下来也难于进行设计。另据了解，罗方各个项目，具体投资数尚未得到批准，要求我方在扩初设计进行前，能先提供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以便及早报批投资。经与使馆商赞处研究，从当前的政治气氛及根据其实际需要的情况来看，也不得不对这些问题做一定的考虑。

　　2.原来在国内，我们对罗的水平已经做了比其他受援国高的估计，但来此以后，看来比我们在国内估计的水平还要高一些，因而有的我方供应的设备，在保证成熟可靠的前提下，国内需要做相应的更大努力。

　　3.由于罗方对进度要求较急，而接待的水平又较高，因而很难在罗有等待的时间。希望国内对请示的问题能及时地给予指示和答复，否则在此处境非常困难。

　　4.根据这一段初步摸索，以后的项目谈判，我们意见，如有条件，最好能在国内先明确该项目是老厂还是新厂，是一个完整厂还是一个车间一条线，以便在国内的准备工作上较接近于实际。同时要准备于考察期间在现场确定较多的技术原则问题。特别是非独立完整的厂(即一个厂之中的某一部分由我方承担)与罗方接头对缝的事情很多，主要技术原则定下来，回去也很难设计。

　　鉴于这种情况，援罗工作不可能照搬以往援外模式进行，将面临着一种更加深人更加复杂的挑战，必须闯出一条新路。面对“套餐”变“点菜”的援助方式，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倾向于接受罗方要求，并认为援外模式应该实事求是地适当调整。他多次向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经参处汇报，提出建议：在符合两国协议的前提下，在可能范围内，多考虑罗方需要，帮助就要帮在刀刃上；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既要达到罗方满意，又能通过援罗工作学习罗方经验，特别是学习罗方从西方进口的新技术，从而促进我国相关机械行业的技术改造。

　　1971年10月4日上午，同志以一机部对外组的名义给部党的核心小组写了报告，以充分详实的依据阐述了改变援罗方式的必要性以及操作原则。

　　我援罗马尼亚六个项目的考察组从七月廿八日至九月廿五日分四批去罗，受到了罗方亲切友好的接待，通过考察，了解到罗方对这六个项目的要求与原两国政府所签订的协议有很大出入。据罗机械制造部副部长布尔杜尔说，由于两国签订协议时，罗的五年计划尚未最后确定，现在计划已经明确了。因此，罗希望我们尽量满足这些要求。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到更改两国协议，在国外难以解决。

　　我援建六个项目按原协议规定均为工厂，现罗方有很大变动，除汽车模具项目基本上还是一个厂外，其余五个项目均已变成一个车间或一条生产线。产品的数量与品种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据我考察组了解，罗工业具有一定水平，罗方要求我援建的项目主要是为了填平补齐。罗国家小，每个厂的综合性强，产品比较杂。大部分基建项目都采用在老厂内增建一个车间，重建新厂的比较少。罗的土建公用设计水平较高，对成套项目也有一定独立设计能力，土建施工速度很快。对我提供设备的技术指标要求较高。对援建进度要求很急。针对这些特点，我援罗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方法都必须做相应的改变。我们认为，仍应根据罗的实际需要和我们的可能积极帮助其解决问题。

　　根据这些原则，同志对项目逐项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具体意见，用钢笔密密麻麻地注出了“罗方新的要求”、“存在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

　　当时外经部担负着国家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归口管理工作。同志和刘锡惠又来到外经部，向部长方毅、副部长陈慕华面陈此事，提出罗马尼亚不是一般的受援国，它的技术水平和设计能力比较高，坚持“点菜吃”、“挑菜吃”，不要“吃套餐”，希望外经部能够给一些特别政策，把成套项目的全部援助改成合作性援助。两位部领导仔细听了同志的汇报，沉吟片刻。方毅说：情况清楚了，你们的想法清楚了，使馆党委讨论的情况也清楚了，我们研究一下，请你们明天再来谈。在那个年代，提出改变援外方式是要承担风险的。同志和刘锡惠第二次来到外经部时，方毅部长对他们说：对你们的想法我清楚了，就是对以往的援外方式进行变革，过去的老路在亚洲、非洲走得通，在罗马尼亚走不通，我们不能只走一条路，那就按你们的想法答复罗方吧，同意他们从第三国进口部分设备，与我国提供的设备配套使用，形成生产能力。

　　后来，方毅同外经部有关同志谈起过此事。他说：“我那时根本不熟悉同志，我们没有什么交情，我以前主管过援助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的项目，那套援助方式是很成熟的，同志能说服我，真是不简单，至少说明他有充分依据，尤其是对这项工作极端负责。”

　　同志回到罗马尼亚以后，率领援罗6个考察组根据一机部、外经部领导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工作，经过中罗双方反复多轮的争论和交锋，先后签订了双方满意的设计技术方案会谈纪要。

　　在罗马尼亚期间，同志深入实际、协调各方关系，走遍了罗马尼亚大大小小的城市，与罗方机械制造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和冶金部3个项目主管部及其下属的“工业中心”、受援建厂等单位进行联络，还奔走项目现场第一线，促进中罗双方专家组加深了解和沟通，解决项目中最关键、“卡壳”的难题。援罗6个项目，分布在罗马尼亚不同地区，相距上百甚至几百公里。同志不停地奔波于各个工地，常常是两脚泥土，一身灰尘，许多城市、乡村、山地、田野都留下了他踏勘现场的足迹。

　　经过现场考察并综合研判，同志敏锐的总结到向我国驻罗马尼亚使馆党委建议了一个新的援外模式：即因地制宜，不片面强求每个援助项目单独建厂，而是充分考虑受援国的实际状况，谋划设计方案，中方提供的新设备安装在罗方的老厂区，大幅削减选用新厂址、平整厂区用地、修建道路、铺设水电管线等工程。援罗裸铜线厂等项目就是按这种模式执行的。对此，罗方给予高度评价，称中方是真正的朋友。

　　“抓援外，促国内”，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一条重要方针。当时，我国工业技术比较落后，设备制造能力较弱，机械化、自动化水平低，有些新工艺技术不成熟，这给援外工作带来较大困难。唯一可行的就是走自力更生之路，依靠自己的科技力量，组织攻关试验试制，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取得成果后对外提供。这样做，既是援外项目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促进国内相关行业技术革新改造的必由之路，可谓一举两得。同志在罗马尼亚工作期间认真贯彻了这一重要方针。

　　同志作为援罗考察组总组长，以援外输出为己任。在罗马尼亚期间，他经常对考察组同志讲，抓输出不要忘了促引进。他要求大家从新的视角来看待援助罗马尼亚，指出：我们对罗马尼亚的援助不仅仅是一种单纯援助，而是一种对双方都有益的生产技术合作。我们可以通过罗马尼亚对西方开放这个窗口了解罗方引进的西方技术，调动我国工程技术人员积极性，开发研制新技术。他一再强调，考察组人员要向罗方工程技术人员虚心求教，采取积极平等的合作态度，而绝不能以援助国自居。这种方式赢得了罗方技术人员的好感和信任，他们毫无保留地把引进的西方技术介绍给考察组，甚至把有关技术图纸和资料让我方人员带回去研究参考。

　　在同志领导下，各个考察组在援外的同时都注意学习罗方先进技术，更重要的是通过罗方现有西方装备，学习罗方从西方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

　　罗马尼亚不能制造铜线拉制设备，使用的是英国、意大利进口的单机拉丝设备，设备虽不配套，但这些设备都有其先进之处，很值得我国工厂在试制新系列的拉丝设备时借鉴采用。除了学习引进我国援罗设备所需要的技术资料外，考察组还注意发现、学习和引进当时我国短缺的所有西方先进技术。

　　同志很熟悉机械行业技术，对罗马尼亚的先进技术非常敏感，每当有所发现总是第一时间通知国内，建议国内派人进行考察。在援罗的同时，积极促进了我国铜线拉制设备的更新换代、砂轮生产工艺和石油钻探技术的提升，有效促进了我国相关行业的整体技术进步。

　　同志在罗马尼亚担任考察组总组长期间，每逢谈判，总要求各考察组以“求大同存小异”，有理有节，互谅互让，原则问题不让步，枝节问题不纠缠的原则进行，通过谈判广交朋友。他经常对考察组同志说，在国外交友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人的感情需要和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工作需要和国家利益。在他的影响下，援罗各个考察组所到之处，都交了很多朋友，既做好援罗工作，也和罗马尼亚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

　　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一些罗马尼亚人民得知同志当选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后，都感到非常高兴，有的还特意向中国客人打听：是不是70年代在我们这里考察援助项目的同志？他在我们这里是家喻户晓了。不少罗马尼亚人民充满自豪地说：是罗马尼亚人民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罗中友谊万岁！

　　2．《在一机部1970-1980》，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